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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年的一个真实故事
来源：新浪微博 文：张洲
话说，在反右时期（1957-1962年），有一堆知识分子右派被关到了甘肃酒泉一带（具体地点很多人都知道，我就不说了）的一个农场。农场的人均粮食定量是一个人每个月12斤，够不够吃的就这些了，想要多也没有。在那里接受劳动教养的右派们饿极了，有的人甚至去舔病号的呕吐物。
那里虽然吃不饱，但劳动强度简直逆天，每个人固定要种多少地，抗多少粮，连挖多少渠都有定额，完不成或者生病了，用筐抬也得到工地让你被风吹着看，反正不让你消停。所以，那里的人通常又饿又冷又累，那段日子，整个农场犹如人间地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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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来了一个新干部，干部觉得干这么多的活，吃这么少的饭，那些知识分子以前都是干部或文人，哪里能承受这些呢，于是私自提高了粮食定量。虽然劳动定额还是那些，但他尽量的做到了一个党员的应该做得事：让大家吃饱。这个好干部，不惜用驴车去远处自己拉粮到农场，那些粮食都是他厚着脸皮求上级求来的，这里没有就去那里借。
你猜怎么着？
这个让大家吃饱的人，居然被人举报了。而举报他的正是在那里挨冻受饿的右派们。为什么要举报这个恩人呢？因为举报者要“争取好的态度向组织靠拢，跟一切违反组织规定的人或事决裂”。变态的是，举报信多达9封，信件全部来自被改造的右派知识分子。
所谓“上级”马上处置了这个情况，那个好干部由于性格忠厚，所以人缘儿也不错，上级只是轻处理了他——把他调到其他农场，降了一级。若非此人关系深厚，他的罪过将相当大，被判死刑在那个年头也不足为奇。由于这些举报仅仅向上了一级，所以很容易被压住。那些幼稚的举报者遗憾的得知，自己想靠拢的组织仅仅对自己提出了一次口头表扬，对减轻处罚没任何帮助，摘帽戏码没有如期上演。
场不可一日无主，接下来，上级派来了一位严谨的干部，他一切严格地按照“规定”的粮食定量发放，丝毫不敢忤逆组织的章程。于是，所有的右派又回到了饥寒交迫的境地。新干部知道举报者的名字，尤其对这9个人，行事处事上特别“认真”，多一口粮都不给。有时有比较好的外派工作（会有点额外东西吃）也只给别的右派而不给他们。当然，这里面可能掺杂着严谨干部的一点点私心，毕竟那个被举报人是他的同事。同期，那些刚吃饱又挨饿的右派们对这几个靠拢的也是恨之入骨，平时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给他们。这些人被孤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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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9年到1961年是所谓的三年大饥荒，史称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好人都吃不上饭，别说这些右派了，数年后，该农场解散，3000多人饿死多数，最后仅生还500多个，首当其冲饿死的，当然是那几个举报者。
许多年后，假如有人问我，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？我会说：我转发、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、良知、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，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。 ——柴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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